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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凉乐舞
  • 来源:   作者:   点击:【6854】 时间:2017-12-25 0:00:00
  •   西凉乐舞是我国历史上灿烂的音乐瑰宝,是汉唐以来产生于古凉州、广泛流传在中原的乐舞名。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于古凉州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凉州便是今天的武威,历来便以“通一线于广沙漠,控五郡之咽喉”的 重要地理位置而闻名于世。这里曾是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的咽喉之地。因此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都会,也是河西走廊东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在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乐文化—西凉乐舞”。说到乐,其实中国古代许多先贤圣哲都认为,音乐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儒家先师孔子在《论语.太伯》说:“兴于师,立于礼,成于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等。在《吕氏春秋》中也有记载:“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因此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始终将“礼乐治国”奉为一种基本的方略来遵循不殆。一个地方音乐的形成则于它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西凉地区自古便是我国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最早的河西地区是由西戎、羌、月氏等少数民族统治,而月氏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擅长乐舞艺术的民族,而且它拥有许多古老的乐器,如鼓、琵琶、笛等,被称为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比的羯鼓,就是月氏民族创造的。古月氏民族不仅创造了这种具有艺术魅力的乐器,连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舞蹈“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也是出自这个古老的民族。

      大约在秦汉之际,月氏民族被匈奴贵族所迫,大部分离开了河西走廊,西迁到西域葱岭一带建立了国家。由于他们原居中心在祁连山麓以北昭武,(今张掖临泽),西迁后均以昭武为姓(史称昭武九姓),以表示他们对故乡的怀念之情。月氏人的西迁将本民族乐舞艺术也带入了西域,对西域文化艺术的发展也起了巨大作用。另有一部分则进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的羌族人混居,史称小月氏。还有一部分进入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与汉人杂居,号称“义从胡”。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直至唐五代之际,敦煌与至于阗之间还有月氏人建立的小国。由此可见,大量月氏人民在汉唐之际仍生息在河西地带。所以月氏民族乐舞艺术和乐器这一时期仍在河西广为流行。西汉时期汉武帝统一北方时,就将这一地区的歌舞艺术带到长安宫廷,作为汉宫廷乐舞中经常演出的保留节目。

      西晋时,朝廷在河西设凉州刺史。当时中原正处于战乱不休的状态,而凉州一直相对比较安定。于是,中原汉人士庶络绎不绝,来此避难。他们带来了许多中原汉族音乐文化以及乐器方物等,驱动了西凉音乐文化的新发展。

      东晋十六国时期,各民族间的交往更加频繁,西凉乐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前凉时,有了乐舞机构,而且前凉当时国力雄厚,西域诸国和中亚一些国家都有来朝贡,除了一些地方特产外,还有更多的乐舞艺术。公元349年张重华在位时,天竺国(今印度)遣使朝贡,其中就有一部十二人组成的乐舞队,仅乐器就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等九种。其中梨形状的五弦琵琶在敦煌壁画中多有体现。

      前秦统治者苻坚灭前凉后,将西凉音乐纳入秦国宫廷乐舞中演出,将其称为“秦汉伎”。北魏鲜卑人太武帝在统一了北方之后,北魏朝廷又将河西“秦汉伎”乐舞,以地名作乐名,改称“西凉乐”。同时北魏鲜卑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包含鲜卑民族音乐成分的“西凉乐”自然成为当时音乐中的新贵而得宠。这一时期的“西凉乐”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乐曲数量徒增,内容愈加丰富,可谓色彩斑斓。至西魏、北周之际,被奉为“国伎”,也就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乐伎了。

      隋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丝绸之路更加昌盛。西凉乐和西域民族乐舞艺术在中原一带普遍流行起来。开皇初(581)宫廷正式制定了以“国伎”(西凉乐)为首的七部伎,其次为“清商伎”、“龟兹伎”、“安国伎”、“高丽伎”、“文康伎”。这一时期流行的管弦杂曲有数百首,其中大多用“西凉乐”的器乐曲,舞曲多用“龟兹乐”。

      大业中(605-618),隋炀帝复改“国伎”为“西凉乐”,又改“文康伎”为“礼毕伎”,同时又将“康国伎”和“疏勒乐”增入“燕乐”,成为宫廷九部乐。“西凉乐”仍高居首位。大业五年(609),隋炀帝率大队随从亲临河西,到西凉乐舞的故乡河西走廊召开和西域诸国的贸易洽谈会。当时,西域二十七国均派使者前来参加,为迎接各国来使,宫廷 “皆令佩金玉,披绵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迎候道左。”西凉乐故乡的艺术家们尽展其出众的才艺。朝廷还下令召集武威、张掖的百姓盛装观看。“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课督以诱示之(隋书》)。据说乘车骑马、蜂拥而至的观众人山人海,鼓乐鼎沸,响彻云霄,夹道欢迎各国宾客的群众队伍长达数十里,场面十分热烈隆重,煞是壮观。由于经过封建皇帝亲自到这里“巡幸”,这种政治上的刺激,也确曾使这一带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一度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代中国已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首都长安被誉为“音乐之都”。武德初五年宫廷乐舞九部乐和太宗贞观十六年宫廷乐舞十部乐中,“西凉乐”仍处于显要地位。当时,宫廷同时建立了“教坊”和“梨园”两个庞大的专业乐舞机构,负责对各地朝贡的乐舞艺术进行统一的归类和管理。“西凉乐”无论在乐队编制上,还是乐舞曲目数目上,都是宫廷乐舞中最庞大的一部伎乐。

      而且这一时期,各国使者来往频繁,酬酢宴会接连不断,为显示大唐帝国泱泱大国的尊容和气派,宫廷“十部乐”便在这种场合下连演不衰,著名的“燕乐”遂而产生,并形成规模化,体系化的特点。

      “凉州大曲”(法曲)是“西凉乐”的发展和继续,也是在西凉伎乐基础上派生的多段大型歌舞音乐。大曲的曲体结构为“散序”(无拍无歌)、“中序”(入拍以歌为主),“入破”(歌舞并作,以舞为主)。这种结构,以曲调意义上讲,便是“头(起)-曲身(展开)-曲尾(合)”的多段套曲连缀,从节奏意义上讲,则是“散序(散板、慢抒)-中序(中板、呈示)-入破(快板、高潮)”层次对比序列由此贯穿着乐(合奏、协奏、独奏),舞(独舞、双舞、集体舞),歌(合唱,独唱、领唱)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特征。

      随着“凉州大曲”的出现,才又相继产生出许多大曲作品,唐玄宗开元中(727),由河西节都使杨敬述率领优秀乐工、舞伎、倡优,浩浩荡荡前往唐都长安进献了大型歌舞曲-“凉州”。《开天传信记》详细记述了“凉州大曲”进长安时的情景。当“凉州大曲”进长安时,唐玄宗李隆基将凉州献乐人召进皇宫又宣在京的亲王、大臣、贵族们进宫一同观赏。凉州歌舞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和优美动听的音乐使在场的众亲王和大臣们都情不自禁的击节叫好,一同向玄宗拜贺,幸获如此佳贡。从此,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歌舞大曲“凉州”便在唐都长安宫廷站住了脚。此后,“凉州大曲”屡经加工提高,特别是得到了深通音律的玄宗皇帝亲自加工整理并将其改编为著名的“霓裳羽衣曲”,由杨贵妃伴舞成为唐代乐舞艺术成就的顶峰。从此,被改编后的“凉州大曲”自进入长安后,便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诗人杜牧的《河湟》诗:“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充分说明了“凉州大曲”广泛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历史事实。由于唐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宫廷又集中了大量优秀的音乐家,故宴乐堪称唐代音乐艺术的高峰。有关“凉州大曲”在当时宫廷的演出盛况,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其《殿前曲》中描绘;“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新声一段高楼月,圣主千秋乐未休。”还有王翰的《凉州词》柳中庸的《凉州曲》等诗篇,都充满了对“凉州大曲”的无比赞赏之情。当时的“凉州大曲”不仅广为流传,而且还以它引人入胜的音乐风格和憾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成为宫廷梨园音乐家和民间音乐家必习的乐曲。

      大曲由于篇幅过大,后又出现从中摘取片段单独演奏并制歌填词的情形。此风兴起,乐章歌辞制作灿然,一时成为民间社会、私人宴享乃至宫廷禁苑中最时髦的流行歌曲。中唐宫廷歌伎和乐工,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后又由“选诗以配乐”逐渐衍化为“由乐以定词”,不仅完成了由歌诗向歌词的过渡,促成了“倚声填词”的创作方法,还直接导致宋元杂剧的问世。

      西凉乐能在盛唐时期产生包括有各种器乐曲,歌曲和舞蹈等包容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一套套大型组曲以及各种乐舞在内的大型音乐艺术,充分证明了当时的凉州是一个歌舞满城,乐工倡优密集的都城,也说明了这一带各民族的音乐艺术当时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凉州音乐舞蹈成为宫廷伎艺的策源地,满足了“王宫兴乐”的需要,对我国古代的音乐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但对唐以后的音乐舞蹈艺术,而且对宋词以及戏曲说唱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也曾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对古代东方各国乐舞艺术的交流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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